導 讀
本文解讀蘇東海“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命題核心概念的內涵及外延,討論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的來源、要義及對中國博物館學理論發展的影響。蘇東海先生從“博物館物”的實物性和客觀性導入,論述博物館業務的合理性和邏輯性,討論博物館存在的物質性,探討博物館物與博物館精神現象的關系。基于“博物館物”的特點,探討博物館物與博物館制度的辯證關系,補足博物館本體的制度要件。
蘇東海先生基于中國博物館實踐,總結中國博物館學研究者關于博物館學的思考成果,批判借鑒海外博物館學學術觀點,將博物館理論從業務規范推向理性思辨,構建中國博物館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蘇東海先生在博物館學研究歷程中,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方法,持續探索博物館現象特性,堅持“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的理念,在對博物館物的實質、內涵、意義和價值的討論中,逐步形成了以“博物館物”為核心的博物館學理論體系。“博物館物”是蘇東海博物館學理論體系的關鍵概念,是理解蘇東海博物館學思想的鑰匙。
蘇東海先生1985年擔任《中國博物館》和《中國博物館通訊》雜志的主編,在與海外博物館學學者的學術交流中,他敏銳地意識到海外學者對博物館本體的認識是多樣的,對博物館實物在博物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是不同的。他通過研究博物館的歷史演變過程,探討博物館文化和博物館現象的實質,提出物的收藏是博物館核心業務,博物館研究、博物館教育是博物館收藏業務的外延。
蘇東海先生透過博物館物分析博物館文化內容和構建博物館學理論的方法,被荷蘭博物館學學者馮·門施稱為新的研究方法。從20世紀80年代與海外學者的對談,到2009年的《博物館情感論》,蘇東海先生歷經20多年的思考和探討,持續解讀著博物館物的內涵、分類、意義、功用及在博物館的位置和作用。他在晚年仍在思考博物館物相關問題,希望對博物館物的認識論和知識論相關問題進行更為系統深入的討論。
本文將解析“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這一命題中關鍵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探討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的來源和形成過程,以及“博物館物”在蘇東海博物館理論體系構建中的作用。
一、“博物館物”內涵及外延探析
蘇東海先生在討論“博物館物”的內涵、范疇、功用時,使用過不同的詞語,如“博物館物品”、“博物館的物”、“博物館實物”、“博物館的物質存在”、“博物館物”。這些詞語與“博物館物”概念有什么關系呢?
筆者認為,“博物館物”一詞最接近蘇東海先生在論述博物館藏品與博物館業務、博物館現象、博物館本體的關系時的意思。蘇東海先生指出,“博物館物的概念遠遠超出‘歷史化石’的內涵。我們對博物館物的概念也必須從發展中去把握”。博物館物的概念是對文物概念的突破。博物館物不是空中樓閣的純粹性概念,而是具有物理質的博物館藏品。為此,筆者認為蘇東海先生“博物館物”的概念可以理解為“被博物館收藏的實物”,即具有物質實體且被博物館納入博物館典藏體系的實物。
“博物館物”概念的內涵是分層的,即博物館物的所指不是單一的。蘇東海先生指出,應該將物理的博物館物與哲學的博物館物概念區分開,物理的博物館物是具象的實在的博物館藏品,哲學的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學思辨處理的概念。物理的博物館物是物質實體的博物館藏品,是看得見摸得到的實物,蘇東海先生有時也用“文物”來指稱此類博物館物;抽象概念的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學語境中的概念,蘇東海先生注意到20世紀后期博物館對“聲音”和“無形文化遺產”的收藏,這些收藏對象突破了傳統博物館的實物收藏的邊界;哲學意義的博物館物是人的認識及思辨的對象,是認識論語境中的“物與人”關系中的博物館物。
二、“博物館存在”概念試解
“存在”一詞可以有兩個解讀方向,一是名詞的,一是動詞的。不同的解讀,會產生不同的意涵和指向。“博物館存在”可以作為復合名詞,博物館作為存在的定語,即博物館的存在狀態;也可以作為主謂結構,博物館是名詞主語,存在是動詞,表達主語的行動內容。筆者從存在狀態和存在過程結合的角度試解“博物館存在”的內涵。
從存在過程的角度,即“存在”作為動詞,這一表述關注的是博物館如何保持和體現其本質和特性的運動形式。蘇東海先生認為,博物館基本業務都是與博物館物密切相關的,博物館業務活動通過對博物館物的實體及其內涵的揭示、保護、闡釋和傳播而獲得意義,離開了博物館物,博物館業務的意義將消失,而博物館業務系統內容的變化,勢必影響博物館系統特質發生改變。
從存在狀態的角度,即“博物館存在”作為一種特定的客觀存在現象,有其特殊的表現狀態,這一狀態是由存在的質料、結構和表現樣式構成的。蘇東海先生認為,博物館存在是博物館文化、博物館現象的客觀呈現。
博物館存在不是靜態的物化的存在狀態,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化狀態,而是在內外部條件變化的推動下,不斷演進變化的,不斷調整與外部社會環境的關系;同時,博物館存在不是變動不居的,不是不可被認識的。博物館存在的階段性特質是可以辨識、可以描述的,是可以在歷史發展和現實社會條件下被分析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蘇東海先生“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命題中“博物館存在”概念,是處于一定條件和發展階段中的較穩定可辨識的博物館系統狀態,這一存在狀態包括使博物館物得以保持其特質的條件。
三、“物質基礎”概念淺釋
蘇東海先生的“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命題是蘇聯博物館學界“博物館的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的中國化表述。
仔細研讀蘇東海先生“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判斷的相關論述,筆者認為,蘇東海先生的“物質基礎”詞語有將物質基礎與意識形態的哲學命題應用于博物館實踐領域的痕跡,但他對 “物質基礎”詞語內涵的解讀仍在博物館本體范疇內,且主要是為說明博物館物在博物館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博物館物與博物館本體的關系。
蘇東海先生認為博物館是物質世界,博物館物呈現著物質世界的客觀和真實,人們借助博物館物認知和理解物質世界。蘇東海先生指出,博物館的精神活動是在博物館物的基礎上展開的,如博物館科研活動是在對博物館物歷史內涵的認識基礎上開展的,又如中國博物館的倫理觀是與中國博物館中的博物館物的特性,即文物的規定性相關的。
蘇東海先生“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的命題是對博物館物的作用和位置的肯定,強調博物館物在博物館存在、博物館行為和博物館制度中的核心位置、首要地位和決定性作用。蘇東海先生同時又強調,盡管博物館是物質世界,但博物館不是物的堆積或物化,而是博物館物與基于物的各項專業活動、博物館精神現象和博物館倫理的綜合系統。博物館學研究者在堅持“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判斷的前提下,要關注博物館物的變化,關注由此而觸發的博物館行為、博物館制度的變化。
四、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探源
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是蘇東海先生博物館工作實踐經驗總結和理性思考的結果,是他認真學習海外博物館學研究成果、不盲從海外學者觀點、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考察分析博物館發展和博物館文化而得到的認識,是在不懈構建中國博物館學理論體系過程中逐漸清晰、完善的。下文試從實踐、思想、社會三個維度探討“博物館物”思想的源流。
“博物館物”思想的實踐來源。蘇東海先生20世紀50年代后期進入中國革命博物館工作,參與了博物館藏品管理、藏品研究、資料整理、博物館展覽內容編寫等業務工作,積累了關于藏品分類、藏品研究、藏品展示的豐富經驗。他在工作中注意藏品信息的用途,關注展覽的信息傳播方法和成效。這些業務工作不僅增加了蘇東海先生對藏品的感性認識和情感關聯,更激發他對藏品特質的思考。
“博物館物”思想的理論來源。蘇東海“博物館物”的理論來源主要有20世紀50年代蘇聯博物館學理論的影響、與海外博物館學學者學術交流,以及蘇東海先生對博物館本體的持續研究。
“博物館物”思想的社會來源。蘇東海先生轉向系統的理論博物館學研究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其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反思“文革”期間文物事業的破壞,中國博物館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地方博物館轉型聚焦地域歷史文化發展成就,各種題材的小型博物館紛紛建立,中國博物館的改革發展需要理論指導。1983年,中國博物館加入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中國博物館事業走向世界博物館平臺,如何與世界博物館對話交流、共同的話題是什么、如何用中國話語參與世界博物館學的討論,這是改革開放的中國博物館面臨的新局面。
五、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要義試解
蘇東海先生的“博物館物”概念,不僅僅是抽象的概念,還具有實在的物質質量和豐富的內涵。他以博物館物的物理實在和歷史過程為基點,關注物的歷史過程、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對物的內涵和價值的影響,關注博物館物的豐富內涵對博物館物價值的影響。盡管博物館物具有物的一般特點,但博物館物的個性化外部條件,使得博物館物具有特殊性,從博物館物的早期表征——珍品,到時下的文物,每個博物館物都是特殊的。蘇東海先生在與瑞典學者關于“海盜船”遺骸本質認知的辯論中,堅持海盜船的本質是客觀存在的,對海盜船本質的認識是人的智識對客觀存在的反映。博物館物的特殊性,也是博物館業務分工和專業內容的物質規定性。博物館研究是對博物館物在歷史存在過程中富集的內容進行辨識、認知和解讀,博物館陳列是對博物館研究關于博物館物內容的認知成果的呈現或轉化,博物館教育是對知識化的博物館研究成果的闡釋或利用。
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堅持動態認識博物館物的內涵和外延。“博物館物”既包含實物,也包含非物質文化遺產,還包含聲音、氣味等現象性存在。博物館物的內容會隨人的認識能力和分析技術的加強不斷被揭示和認識。博物館物的豐富內涵與博物館人認知能力局限之間的張力是推動博物館業務發展的動力,而動態認識博物館物的內涵和外延是這一動力的認識基礎。
將博物館物與博物館本體緊密聯系起來,是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的突出亮點。博物館物是博物館本體的核心,博物館本體通過其制度性結構和功能的實現來表達博物館物的特質。博物館本體有實在的博物館物的支撐,得以成為物質性的實體,成為可認知、可分析、可操作的客觀存在,博物館物的內涵、意義和價值使博物館本體獲得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博物館本體以功能的實現體現它的存在和活力,博物館物的內容、價值通過博物館功能得到表達和闡釋,博物館物使博物館功能得以發生發展,得以分工專門化。博物館功能的發展離不開博物館物,博物館物內涵的深化和外延的拓展,為博物館功能的實現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這讓博物館充滿生機活力,為博物館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
“物的一元論”是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的認識論基礎。博物館精神現象依附于博物館物,從博物館物中派生、衍生出來,博物館物決定了博物館精神現象的內容和邊界。博物館功能是特殊的人與物關系的反映,博物館特殊的人與物關系通過特定的行為、內容、規則和目的體現出來。蘇東海先生認為博物館具備收藏、研究、教育三個功能,三個功能的內容有所不同,收藏是對物的實體的征集和保管,研究是對博物館物的歷史、文化等信息的揭示和闡釋,教育是對博物館物的科學信息的傳播。這一論述可以解讀為博物館精神現象是人的智識運用于基于博物館物且獨立于博物館物的活動內容及狀態。
六、博物館物與博物館制度辯證關系探析
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植根于物質第一性的哲學理念,強調物質對精神和認知的決定作用,為博物館加強藏品建設、研究、保護工作提供了理論支撐,為博物館業務加強基于物的專業實踐提供了思想依據。“博物館物”思想是一個開放的領域,蘇東海先生做了開拓性工作,為后學繼續深耕打下了基礎。筆者僅就博物館物與博物館制度的辯證關系進行一些討論。
博物館制度是博物館本體構成要素間的具有確定性和穩定性的結構、規則、秩序和習慣,這些規則和秩序對博物館構成要素及其關系具有規范性和強制性,規定其必須具備的要件,規定其必須發揮實現博物館功能的功用,如博物館物要在博物館系統中發揮基礎和核心的作用。博物館制度是具有辨識度的系統性制度,通過博物館機構組織、業務邏輯、人員素質等組織形式體現制度的內涵、功效和邊界,并以博物館組織宗旨、行動政策等約束性文件形式宣示其效力。
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實踐的物質載體和行動對象,博物館制度是博物館實踐的規則和評價標準。博物館物和博物館制度通過博物館實踐聯結起來,并共同對博物館實踐的內涵、外延、功效和結果發揮約束作用,博物館物、博物館實踐、博物館制度是博物館存在的基本要素。博物館物在博物館知識構建和傳播行動中發揮著物質基礎、科研對象和實物證據的作用,這些作用通過博物館專業人員的專業性行動而實現。博物館實踐作為行動,以博物館物內涵呈現為表征,以博物館制度為行為描述而存在并實現其意義。
博物館物、博物館實踐、博物館制度統一于博物館存在中,共同服務于實現博物館目標。博物館目標是認識自然現象和社會發展。博物館物指引并約束著博物館實踐的方向和邊界,是博物館人遵循隨機規則從自然世界和社會環境中提取的實物標本。博物館實踐是近現代實驗實證科學研究方法在博物館存在情境中的運用,首先要確認、確證博物館物的客觀真實性,保證從博物館物中獲取的信息是真實準確的。博物館制度要保障所有參與博物館知識構建行動人員在工作程序、標準和方法上的一致性,確保博物館知識構建活動的科學性。
博物館物與博物館制度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互為依存的關系。為實現科學認知自然世界的博物館目標,在博物館存在的語境中,博物館物、博物館制度之間構建起確定、穩定的關系。這一關系確定了博物館物、博物館制度在博物館存在中的位置及各自作用,明確了博物館物、博物館制度的內容,盡管各自內容的具體內涵不同,但都具有實質性內容,具備自立自主的條件,雖然關系密切,但互不隸屬。
博物館物與博物館制度的關系是辯證的關系。博物館物的內涵及外延的改變,會在博物館內外生成新的關聯,即具有新內容的關系,如非物質文化遺產及數字遺產進入博物館物的領域,這會影響博物館物的判斷標準和處置規則,促使博物館制度進行調整。博物館制度對博物館物的構成和功用起著限制和制約作用,博物館制度規定著博物館物的內涵的解讀,即必須在科學知識的框架中對博物館物的內容進行定義和闡釋。博物館制度規定了博物館物的功用,如不得用于宗教教義傳播,不得用于反社會的用途。
七、結 語
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從可見的博物館藏品及其功用入手,探討博物館藏品所蘊涵的自然屬性、智識對象、知識元素、人文情感等特質,將博物館物與博物館功能結合起來,論述了博物館物從自然之物到文化之物的轉化過程。
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將博物館物視為博物館精神現象的物質基礎,將博物館物從孤立之物轉化為關聯之物,即通過物質基礎與精神現象關系的討論,將博物館的物質成分與博物館倫理、博物館情感等觀念成分聯系起來,使博物館存在的內容更為充實。
蘇東海“博物館物”思想將博物館物置于博物館本體中,使博物館物從自在之物成為自為之物,即博物館物既具有自然屬性,又具有博物館要素屬性;博物館物既具有獨立于博物館實踐的特質,也具有促進或阻礙博物館發展的影響。博物館物支持博物館目標的實現,博物館物對博物館實踐和博物館制度起著制約作用,博物館目標和博物館制度反作用于博物館物的內涵和外延邊界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