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博物院雜志微信公眾號
導 讀
展覽評估是檢測展覽效果和提升展覽質量的主要途徑，而展覽評比活動則是展覽評估的實現手段之一。從評選體系五大構成要素出發，對中國“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以下簡稱“十大精品”）和“美國博物館聯盟展覽卓越獎”（以下簡稱“展覽卓越獎”）進行橫向比較，發現并總結中美博物館精品展覽評比活動之異同，不僅可以從中窺見“十大精品”現存問題，還可以將西方經驗更好地融入我國展覽評比活動的理念更新和實踐改進，促進“十大精品”的優化與發展。
一、問題的提出
在博物館中，陳列展覽是博物館傳播先進文化、發揮社會教育作用的主要手段，是博物館為公眾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主要形式，也是衡量一個博物館社會效益的主要指標。因此，陳列展覽的質量至關重要。然而，我國博物館的陳列展覽工作仍在摸索中前進，各博物館發展程度參差各異，展覽質量也良莠不齊。如何助推展覽質量提升是當前博物館界的重要議題。
展覽評估是檢測展覽效果和提升展覽質量的主要途徑，作為博物館展覽評選體系研究的理論支撐，學界對此已有較多理論研究，訂立了觀眾測量和專業測量兩大評估標準。此外基于該雙重評估展開的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也頗受關注。近年來，該領域的研究更加注重觀眾的主體地位，且更具人文關懷。反觀我國的展覽評估研究，主要是在介紹和翻譯國外論著的基礎上，借助于西方的理論話語體系對本土展覽進行分析闡釋，也有學者針對展覽評估指標體系下的具體指標進行了補充，代表學者有黃光男、廖紅、鄭念、嚴建強、陸建松等。近年來，學界也開始關注指標體系的執行者。此外，針對特殊服務對象的展覽評估也有所探討，如周婧景對兒童展覽評估系統進行了進一步研究。但展覽評估理論和指標體系的本土化建構尚不夠成熟。
展覽評比則是一種以展覽評估為內核的實踐活動。在我國，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展覽評比活動即“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推介活動”，受到博物館業界的普遍關注。然而近年由于其評選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受到爭議，如何完善“十大精品”成為學界亟須深入探討的問題。相關研究聚焦于對其歷時性的總結與反思，分為分析型、個案型以及反思型，但較少關注到他國同類評比活動。鑒于此，本文引入美國“展覽卓越獎”這一具有代表性的國外精品展覽評比活動，通過對二者多角度的比較，提出“十大精品”的優化建議。
二、中美精品展覽評比活動之對比
（一）參評范圍及要求
“十大精品”和“展覽卓越獎”對參評展覽所屬機構的界定不同，“展覽卓越獎”強調的是承展機構的“非營利性”和“公共性”。而“十大精品”對機構性質的界定相對更傳統，使部分不在博物館定義范圍內的機構被排除在外。對符合要求的機構，兩者對展覽的參評條件也有不同規定。由于需要分類評獎，“十大精品”對于參評展覽的要求更為細致。“展覽卓越獎”的評比則沒有區分展覽類型，故其所設定的條件更加簡潔。
（二）獎項設置及評選標準
“展覽卓越獎”的獎項種類相對較少，自2012年第24屆以來主要設立了總冠軍獎（Overall Winners，簡稱“總獎”）、特別成就獎（Special Achievement）、榮譽提名獎（Honorable Mention）三種獎項。同時，其對獲獎展覽的數量并無具體限定，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依當屆參賽項目的質量水平而定。而“十大精品”歷屆均保持了10個“精品獎”的獎項設置，其余類別獎項如優勝獎、國際及港澳臺合作獎等的數量都有所規定，目前獎項設置正逐步精簡和規范。
相較于“展覽卓越獎”不限地區、題材等，僅憑質量集中評獎，“十大精品”對特定類別的展覽另設專項獎進行單獨評比，在考慮到特殊性的同時，也存在競爭的公平性及合理性的問題。
“展覽卓越獎”現行評獎章程沿用AAM 2012年發布的《博物館展覽標準及卓越展覽標志》（Standards for Museum Exhibitions and Indicators of Excellence，以下簡稱《展覽標準及卓越標志》），并參考了其制定的《卓越特性》（the AAM Characteristics of Excellence）。相比之下，“十大精品”的評選標準不夠清晰且公開程度不高，其入圍條件更接近《展覽標準及卓越標志》中的展覽專業標準，而不能完全達到“卓越”和“精品”的高度。
從評選標準的價值取向看，《展覽標準及卓越標志》聚焦于“創新性”和“良好的觀眾體驗”，也意識到由于展覽的獨特性，卓越的展覽無需具備所有條件，因此標準和標志并非是約束性的，為策展留下了充分的發揮空間。“十大精品”則更注重對展覽的綜合考量，對“展覽組織”以及“宣傳”的考察也有可取之處，有助于博物館進一步走入公眾視野。
（三）評選主體及評選程序
“展覽卓越獎”的評委組由AAM下設的四個機構——包括策展人委員會（Cur Com）、國家博物館展覽協會（NAME）、觀眾研究與評估委員會（CARE）以及教育委員會（Ed Com），推選各自的成員組成，因此評審均為博物館行業某領域的從業人員或專家學者。“十大精品”的初評評委由中國博物館協會理事擔任，終評評審除兩家主辦單位各選派1名代表及特邀社會評委3名外，其他評委從專家庫中按類別隨機抽選產生。此外，“十大精品”還表現出觀眾評估視角的缺失。
“展覽卓越獎”的評選程序包括初評、終評及公示三個環節，“十大精品”則包括遴選、宣傳推介和經驗交流三個環節。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公示環節，“展覽卓越獎”的獲獎展覽會在美國博物館聯盟年會暨博物館博覽會（Museum Expo）中展示匯報。而“十大精品”的評選全程通過媒體向社會報道。第十七屆推介活動更是首次依托“博物館網上展覽平臺”以及“中華文物云”對全部申報展覽進行了集中線上展示，主辦方還聯合十余家媒體平臺，對終評現場全網直播。
（四）申報程序及材料報送
在“展覽卓越獎”中，由于AAM實行會員制，旗下各會員無行政所屬概念，故參評者直接對接評審部門。AAM每年在官網上發布通知，聯盟會員可自行申報，初篩出的35份作品進入最終評比。申報程序已完全網絡化，參賽者提交75美元報名費，填寫申報表即可完成申報。每個機構僅可在當屆申報一項展覽，每項展覽也僅可申報一次，參評展覽必須此前未獲得過本獎。
“十大精品”的申報需通過行政程序。主辦單位每年先向各地省級文物行政部門發函，再由其負責組織下屬單位的申報。由于種類和數量的限定，各省級文物部門需在上報前對本省的申報項目進行初篩。從第十七屆起，新增了在線申報和網上展示環節。
（五）評選結果
1.獲獎數量
“十大精品”截至2022年已開辦19屆，共產生獲獎展覽482個（涉及獎項486個），其中精品獎200個，特別獎30個，單項獎58個（涉及62個單項），提名獎43個，優秀獎39個，優勝獎85個，國際及港澳臺合作獎14個，國際及港澳臺合作入圍獎13個。從第10屆至今，獎項總數量波動式上升，精品獎數量基本穩定，但相繼增設了國際及港澳臺合作獎、入圍獎以及特別獎（圖1）。
圖1 歷屆（1—19屆）“十大精品”獲獎展覽數量演變圖
“展覽卓越獎”截至2022年已開辦32屆，共有102個展覽獲獎，其中獲“總獎”性質獎項的展覽共55個。獲獎展覽總體呈上升趨勢，其中，每屆被授予“總獎”的展覽有1—2個（最多不超過4個），相對穩定。被授予“榮譽提名獎”和“特別成就獎”性質獎項的展覽雖然沒有固定數量，但逐屆增多（圖2）。
圖2 歷屆（1—32屆）“展覽卓越獎”獲獎展覽數量演變圖（由于AAM官網上沒有公布第23屆（2011年）“展覽卓越獎”獲獎展覽相關信息，故未收入表格。）
2.獲獎類型
本文依據國內學界以往的展覽類型劃分方法，結合中美評比活動評選結果，將展覽劃分為八種類型：歷史類、紀念類、自然類、藝術類、科學技術類、社會類、兒童類、綜合類。
通過對歷屆“十大精品”及“展覽卓越獎”的全部獲獎項目類型和“精品”項目類型（如“十大精品”推介活動中的“精品獎”和“展覽卓越獎”中的“總獎”）的統計和對比（圖3）可見，歷史類展覽在“展覽卓越獎”和“十大精品”的獲獎展覽中占比都很大，在后者中更甚。究其原因，一方面，歷史類展覽的建設起步早，各館對此經驗更為豐富；另一方面，目前博物館中歷史類藏品居多，也就使得歷史類展覽成為博物館展覽建設中的主要類型。在自然類展覽上，“展覽卓越獎”中的獲獎展覽比重則高于“十大精品”，說明美國自然類博物館發展程度高于我國。此外，“展覽卓越獎”還包含了“十大精品”缺少的社會類和兒童類展覽。這兩類展覽是在博物館發展新態勢下產生的展覽類型。
圖3 歷屆“十大精品”與“展覽卓越獎”獲獎情況統計
三、“十大精品”現存問題分析
通過對中美精品展覽評比活動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十大精品”評比活動雖已頗有建樹，但依然存在問題。作為一個既有獎項評比的評獎性，又兼有行業水準判定評估性的展覽評比活動，“十大精品”所面臨的最大困境是，雖然其意在實現“以評促建”，但是在實際評比過程中卻往往評獎性高于評估性，評比演變成一場熱鬧的頒獎儀式，使自身的學術標準大打折扣。
第一，獎項設置項龐雜。較之美國以“卓越”為統一標準，各機構“同臺競技”，僅設三項獎類；“十大精品”中名目眾多的獎項雖兼顧多方因素，力求達到相對平衡，但“分臺競技”實際上消弭了一定的公正性，其他因素先于展覽質量被考慮。同時，獲獎展覽的數量逐年增加，所占參評展覽的比重也相應增加，可能會影響到評比活動的含金量。
第二，評選標準有待提升。與美國相比，“十大精品”的入圍條件更類似準入門檻性質，而非更高水平的專業標準，尚未達到所謂“精品”的高度。評選標準也限制在已被業界廣泛認同的基本專業標準中，缺失了對部分維度的考量。同時，現行標準雖強調綜合性，但在價值取向上也相對籠統，忽視了重點、亮點的凸顯。此外，評選標準的表述不夠清晰。這也就導致在實際操作層面，評委缺少一個更客觀、更有參考性的工具，在評選時容易根據參評單位終評匯報時的表現主觀評價。
除此之外，“十大精品”在博物館業內的學術影響力有待進一步加強。評比活動相關材料公開程度不高，目前評選前階段的評選標準、具體指標，評選中階段的層級推薦報送、對每個參賽項目完整的評估報告等，都未能完全公開，可見的資料大多也僅有模糊的描述，經驗借鑒與利用無從談起。
而且，在公眾視野內，“十大精品”的存在感仍然偏弱，未引發觀眾的廣泛參與及關注。評比活動未能有效地調動觀眾參與，既存在評選主體中觀眾缺位問題，也缺乏類似于觀眾研究與評估委員會這樣的專業機構對觀眾進行調研，公眾意見難以反映在評選結果之中。
四、“十大精品”之優化建議
為解決上述問題，讓“十大精品”更好地發揮在業界的標桿作用，避免成為僅重評獎的“業內狂歡”，未來的重點應更多放在如何將“以評促建”落實在評比活動的前、中、后階段。據此，本文針對評比活動開展的各個環節，分別提出改進優化的建議。
其一，擴大評選對象覆蓋范圍。目前“十大精品”面向的評選對象還是傳統意義上“在文物部門注冊登記的博物館或相關文博機構”。在此基礎上，應參考“展覽卓越獎”中對評選對象的規定，擴展覆蓋范圍的外延，納入更廣泛意義上的博物館團體。
其二，合理設置獎項結構，靈活設置獎類。借鑒“展覽卓越獎”寧缺毋濫的原則，重點打造10個“精品獎”的品牌形象，以深化“精品”概念。同時，可將各種單項獎打造為與“展覽卓越獎”中“榮譽提名獎”同類型的獎項，突出展覽中某項特殊成就。
其三，明確精品定位，優化評選標準。“十大精品”代表著當代博物館行業的發展風向，因此其評選標準更需明確自身的價值定位與目標取向，界定“精品”之“精”在于什么。只有對“精”進行清晰定義，才能使評比活動具有明確的導向性，對博物館形成集中示范效應。
在具體入圍條件的設置上，“十大精品”應盡可能既考慮規范性和可實施性，又關注前沿性和創新性。同時，評比活動也可參考“展覽卓越獎”的“卓越標志”，在現有的普適專業標準之上提煉出“精品標志”，用以指導博物館在實現基本的專業標準之后，進一步提升其質量。
此外，在形式層面，“十大精品”應進一步細化和量化終評現場評委所依據的評選標準。
其四，建立并完善專家與觀眾雙評價體系。在專家評委系統中，提高專家學者在評委會中的比例，更多吸收博物館行業多領域的從業人員或專家學者。專家評委體系內部也應考慮年齡配比問題。“十大精品”現有評委多為具有豐富經驗的資深評委，年齡普遍偏大，取向相對保守。可邀請一些青年學者和從業者，使評選結果更能體現不同年齡段的意見。
觀眾評委系統的構建，一方面是間接通過專家評委會或博物館進行“自上而下”的觀眾調研評估，另一方面是直接由觀眾“自下而上”地參與觀眾評委系統。從觀眾評估的角度看，可將“觀眾評估”這一維度納入評選標準中。從社會參與的角度看，既可以利用現有的“中華文物云”平臺和社交媒體，匯集廣大觀眾的評價，又可以向社會征集符合資質的觀眾評委代表，鼓勵并培養有興趣的“探展”人成為“展探”，使其參與評比的初評或終評，打通博物館與公眾建言交流的渠道。
其五，擴大業內影響力，構建地方分級評選體系。開展多種形式的學術活動，圍繞獲獎項目進行學術交流、學術批評和經驗總結。
考慮各地博物館發展不均衡，可構建地方分級評選體系。推薦程序可參照國家級別的“十大精品”，將在國家級、省級評選中落選、但亦有亮點的展覽進行地方層級的評選，從而形成中央—地方兩級制的綜合評選體系。
其六，參評過程公開化，加強宣傳推廣。應盡快制定并公開相關章程，在不斷更新《推介方法》的 同時，制定符合評比活動價值導向的多維度評選標準，說明具體指標。
為擴大普及范圍，則應繼續利用好線上線下兩個窗口，在評比活動開展的前、中、后期進行宣傳推廣，打造品牌形象。
五、結語
本文聚焦于中美精品展覽評比活動的運行機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現行“十大精品”評比活動存在的問題，并借鑒美國經驗提出了優化我國展覽評選體系之建議。應該意識到，評選除標準化的要求外，也須考慮其靈活性。一方面，由于國情不同，對國外經驗的借鑒需要考慮在我國語境下的適用性；另一方面，由于理論和實踐間存在差異，在具體實施時也需要關注是否可行。
評比活動既可以獎勵“優秀”，樹立標桿；又可以促進交流，激勵進步。當代的博物館展覽評比活動仍然在不斷開展，其社會效應亦日益擴大。對評選體系的研究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理論助推實踐，實踐補充理論，二者相互促進，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此項研究的開放性。因此，該主題仍有較大的研究空間，值得持續關注和不斷深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