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博物院雜志微信公眾號
導 讀
20世紀50年代蘇聯博物館學文獻被大量譯介至國內，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蘇聯博物館制度和模式的譯介（1950—1952）、蘇聯博物館技術的譯介（1953—1956）、蘇聯博物館學全面譯介（1957—1959）。譯介的文獻類型包括專著，法規、文件與報告，論文，陳列計劃，資訊；文獻主題涉及地志博物館、藏品管理、陳列展覽、群眾工作、博物館介紹五個方面。這一時期我國博物館界自上而下地展開對蘇聯博物館學的接受，在此過程中也注意到將蘇聯博物館經驗與自身實際情況結合。
對中國而言，博物館屬舶來品。譯介活動從一開始便參與到中國博物館學史的構建當中。縱觀中國博物館學史，中外兩種因素交互其中，一是國人對博物館的認識與思考，一是國外博物館觀念的引入與移植。兩者共同塑造著中國博物館學的面貌。在外來博物館思想引入中，譯介發揮著消除語言壁壘的作用，而后續對譯介成果的接受及實踐轉化，則體現出譯介介入現實的力量，也影響了中國博物館史的書寫。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蘇聯博物館學譯介問題尚無專門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博物館史層面，展示了這一時期博物館樣貌形成背后博物館界對外來博物館理論的接受過程；同時檢視了中國博物館學形成過程中的外來基因及其作用機制。
一
20世紀50年代蘇聯博物館學
文獻在中國譯介的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選擇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同時，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訪蘇，向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直接請教黨和國家建設經驗，其中涉及文化教育的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中蘇兩國建立外交關系，“吸收蘇聯新的文化作為我們建設新中國的指針，是中國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務”。這奠定了向蘇聯學習的政策方針。而“蘇聯是比中國早三十年就開始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也為蘇聯向中國傳輸經驗提供了可能。
中國博物館界學習蘇聯博物館經驗便是在此種背景下展開的。1950年6月，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王冶秋致函北京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要求與蘇聯有關博物館建立聯系，學習蘇聯經驗。除致函、訪問、留學等交流形式外，對蘇聯博物館學文獻的譯介也成為獲取蘇聯博物館經驗的重要途徑。
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交惡，兩國學術交流冷卻，自《文物》1960年第1期刊發譯文《布拉格民族博物館的考古陳列》后，再鮮有蘇聯博物館學譯文問世。對蘇聯博物館學文獻的譯介集中于20世紀50年代。可見，選擇20世紀50年代作為研究時段并非為了“取整”，而是在蘇聯博物館學文獻的譯介問題上，20世紀50年代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歷史單元。
二
20世紀50年代蘇聯博物館學
文獻漢譯的類型
1. 專著
這一時期翻譯蘇聯博物館學專著6部，包括《博物館藏品科學編目法》《博物館藏品的管理》《蘇聯博物館學基礎》《莫斯科歷史與建設博物館》《博物館藏品的保管與修復》《博物館陳列的組織與技術》，出版時間集中于1957年至1959年，其中5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2. 法規、文件與報告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組織翻譯蘇聯1950年出版的具有工作經驗總結性質的地志博物館文件五種：《關于地志博物館科學研究、搜集、陳列與文化教育工作基本條例》《地志博物館的陳列方法——蘇維埃時期之部》《地志博物館蘇維埃時期材料的搜集工作》《地志博物館的陳列方法——革命前之部》《地志博物館的陳列方法——自然之部》，印發全國各地文博機構學習參考。
此外，還譯有《改善地方志博物館的工作》等文件和法規。
3. 論文
這一時期翻譯的蘇聯博物館學論文主要發表于《文物參考資料》和《博物館譯叢》。此外，僅《博物館工作宣傳資料（第一輯）》載譯文1篇，且轉載自《文物參考資料》。
《文物參考資料》（1959年起更名為《文物》）在20世紀50年代，除去《博物館陳列的組織與技術》《博物館藏品的保管與修復》兩部專著的連載內容外，還刊發蘇聯博物館學譯文30余篇，地志博物館建設、蘇聯博物館介紹兩個方面文章占比較高，此外譯文還涉及博物館教育、宣傳、志愿者、觀眾等主題。
《博物館譯叢》共出版3輯，刊發蘇聯博物館學論文17篇。
4. 陳列計劃
《博物館譯叢》收錄5篇蘇聯博物館陳列計劃：《高爾基省地志博物館主題陳列計劃（歷史之部）》《高爾基省地志博物館陳列結構（自然之部）》《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博物館主題陳列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文化之部）》《杰出的集體農莊科學家T·C·馬爾采夫制定的土壤耕作的新方法——蘇聯庫爾干省地志博物館主題陳列計劃》《“蘇聯是各權利平等的民族的兄弟聯盟”陳列室設計》。所謂陳列計劃類似于陳列大綱，此類文獻的譯介是對論著的補充，以案例形式為中國博物館陳列計劃編制提供參考。
5. 資訊編譯
20世紀50年代，蘇聯博物館資訊的編譯在國外博物館資訊編譯中占據較高比重。《文物參考資料》創刊伊始便設有“國外圖博介紹”欄目，介紹蘇聯青年博物館、莫斯科紅軍博物館、蘇聯革命博物館、斯大林故居、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蘇聯科學院的研究所和博物院、托爾斯泰博物館等，以及蘇聯博物館舉辦的重要展覽與活動。該欄目后更名為“國外圖博文物工作介紹”“國外圖博文物簡訊”“國外簡訊”等。1952年起“國外簡訊”為不定期欄目，對國外資訊編譯量減少，但也譯介了一些較為重要的蘇聯博物館資料。
此外，《博物館譯叢》1958年第1輯也設置了“世界博物館動態”欄目。
三
20世紀50年代漢譯蘇聯博物
館學文獻的主題
這一時期譯介的蘇聯博物館學文獻在主題上較為集中，地志博物館相關文獻占比最大，其次為博物館藏品管理、博物館陳列展覽、博物館宣傳與教育、蘇聯博物館介紹。該時期翻譯的《蘇聯博物館學基礎》分為六章，涉及四個主題：博物館及其特征、博物館藏品管理、博物館的陳列工作、博物館的群眾工作。這也反映出該時期博物館學文獻的基本主題。
第一，地志博物館主題。該主題譯介文獻數量最多，包括蘇聯地志博物館文件5種、其他相關文件和報告及多篇論文。該時期選譯的蘇聯博物館學文獻多與地志博物館主題交織，形成交叉性的子主題，更可見地志博物館主題在這一時期文獻中的地位。
第二，藏品管理主題。譯著有《博物館藏品科學編目法》《博物館藏品的管理》《博物館藏品的保管與修復》3部，論文還涉及藏品征集、特定藏品的管理。
第三，博物館陳列展覽主題。譯著1部《博物館陳列的組織與技術》，陳列計劃5篇。該主題論文多與地志博物館相關，另有一篇介紹了博物館的流動展覽。
第四，博物館群眾工作主題。可分為三個子主題：第一，博物館觀眾；第二，博物館教育；第三，博物館宣傳工作。
第五，蘇聯博物館介紹主題。譯著1部《莫斯科歷史與建設博物館》；論文多篇，內容多為對蘇聯博物館宏觀情況與某一類型博物館的具體介紹。
四
20世紀50年代蘇聯博物館
學文獻漢譯的三個階段
理論上，學術譯介作為學術交流的一種方式，彌合了讀者與原作之間的語言差異，實現了思想和學術的傳播。而20世紀50年代蘇聯博物館學譯介并非一種單純的學術行為，較多受政治和意識形態影響，即譯介以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為標準，這成為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接受中的一環，某種意義上蘇聯博物館學文獻的譯介史也是意識形態史的組成部分。此時，譯介本身便已成為接受的一環。十年間隨著兩國關系的變化，譯介活動可分為三個階段。
1. 蘇聯博物館制度和模式的譯介（1950—1952）
1950—1952年譯介文獻類型以論文和文件為主，論文均發表于《文物參考資料》，文獻主題在1950年主要為蘇聯博物館介紹，后續蘇聯地志博物館譯文逐漸增多；文件的翻譯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
這一時期對文件類文獻及地志博物館主題的偏好體現出對蘇聯博物館制度和地志博物館模式的學習。地志博物館既是一套陳列體系，又是蘇維埃博物館學的具體化：“傾向性明顯，主題現實，內容在政治上是敏銳的，并具有高度的思想理論水平，整個陳列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的基礎之上的。”這也正符合新中國博物館的意識形態和模式選擇，具有強烈的除舊布新的意義。與此同時，《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零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一九五一年計劃要點》和《對地方博物館的方針、任務、性質及發展方向的意見》更是在官方層面上確認了對蘇聯博物館制度和模式的接受。
2. 蘇聯博物館技術的譯介（1953—1956）
這一階段中國博物館領域更關注對蘇聯博物館技術層面的學習，具體表現為《博物館陳列的組織與技術》和《博物館藏品的保管與修復》兩部蘇聯博物館學著作在《文物參考資料》上的連載，陳列設計和藏品管理均屬博物館中技術性較強的業務活動，其譯介適應了當時中國博物館工作的現實需要。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選定安徽、山東、河南、甘肅四省建立標準的地志博物館。從上一階段對地志博物館的籌劃轉向這一階段的實際建設，技術的運用在建設過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在博物館技術的支持下，到1957年，除青海、西藏兩地外，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了博物館，文化部門領導的博物館有73個，其中地志博物館有31個。
3. 蘇聯博物館學全面譯介（1957—1959）
基于《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的制定和當時國際關系的變化，博物館學學科建設在政策的引導下逐步深入，對蘇聯博物館學文獻譯介更為系統全面的同時，對蘇聯博物館學的態度也逐漸從“以蘇為師”轉向“以蘇為鑒”，對國外經驗“須考慮具體條件，結合本館特點，創造性地運用”。
《博物館譯叢》3輯和蘇聯博物館學譯著6部的出版代表著這一階段蘇聯博物館學文獻譯介的高峰。專門譯叢的出現表明對蘇聯及國外博物館學譯介活動本身的重視，譯著的集中出版說明博物館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系統性受到關注，尤其《蘇聯博物館學基礎》的譯介更是將蘇聯博物館學的整體邏輯體系呈現給國內博物館界，拓寬了中國博物館界的理論視野。
五
20世紀50年代中國博物館
界對蘇聯博物館學的接受
1. 對蘇聯博物館學理論的接受
蘇聯博物館事業和博物館學是“牢固地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上”，這構成了中國對其接受的意識形態基礎，蘇聯對博物館特征的認識以及研究、收藏、保管、陳列、群眾工作的若干方法也在此基礎上被接受，進而指導我國明確博物館的基本性質、任務和發展方向，形成“博物館是文化教育機構、是科學研究機構、也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遺存的收藏所”這一重要認識。
對蘇聯博物館學理論的接受既形成了觀念上的成果，也以學術專著的形態呈現，傅振倫在編著《博物館學概論》的過程中接受與吸取了這一時期大量的蘇聯博物館學譯介成果。
2. 實踐領域對蘇聯博物館學的接受
20世紀50年代中國博物館在實踐領域廣泛地接受了蘇聯博物館學，中國博物館具體工作的諸多方面和環節受其影響，形成不同以往的嶄新面貌。第一為藏品征集。第二為群眾工作。第三為組織機構。第四為地志博物館建設。
3. 20世紀50年代中國博物館界對蘇聯博物館學接受的特點
第一，從上自下的接受。20世紀50年代對蘇聯博物館學的譯介有著強烈的官方背景，同時也從上至下地不斷推動對蘇聯博物館經驗的接受和學習。
第二，對蘇聯博物館經驗的接受與自身實際情況相結合。在學習蘇聯過程中有“教條主義的生搬硬套蘇聯博物館方針與工作方法的傾向”，而更多地還是考慮到蘇聯經驗與自身實際情況的結合。
20世紀50年代我國博物館界對蘇聯博物館學文獻譯介的接受是即時的。1960年中蘇關系惡化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再無對蘇聯博物館學文獻的翻譯。對于蘇聯博物館學的態度也發生了極大轉變：一些人將之歸為“修正主義”，大肆批判，并要求肅清。也有人堅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蘇聯博物館學。
改革開放以來，20世紀50年代蘇聯博物館學文獻譯介的長尾效應有所顯現，這一時期的譯文被研究者更多作為史料引用。
六
結語
對中國而言，博物館學在不斷本土化、扎根中國的同時，其發展的各個階段無時不在吸收來自域外的學術成果和經驗，而譯介就是傳輸養分的臍帶。中國博物館學在發展中也生成了極強的包容性：中外博物館學因素的不斷交織，遂成傳統與脈絡，以至成為當今的樣貌。
和其他階段相比，20世紀50年代對蘇聯博物館學文獻譯介的數量和系統性都是空前絕后的，且對中國博物館理論和實踐均產生深遠影響，表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在制度上，引入了以三部一室、學術委員會等為代表的行之有效的體制，推進了中國博物館的制度構建和模式的新舊轉換；第二，在理論上，引入了一套完整的博物館學體系，奠定了當時中國博物館學科學化的理論基礎，并引領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博物館理論與實踐的融合；第三，在技術上，引入了關于陳列設計、藏品保管等方面成熟而先進的工作經驗，加速了當時中國博物館的建設。時至今日，中國博物館的理論與實踐中仍留有那一時期蘇聯博物館學的烙印。
隨著近代博物館現象走出西歐，擴展至全球，博物館學也在世界各地發展開來，但由于各地社會現實和博物館情況的差異，博物館學表現出多樣性。這也構成了對話的必要與可能，譯介活動在中國與世界的學術對話中仍十分重要。我們也應當輸出中國博物館學話語，與世界分享中國博物館界的智慧。
